只剩半部的上古谋略奇书，道出现代战争终极法则，战争早已开始？

谈起中国古代兵书，如果你只说得出一本《孙子兵法》的话，那可太孤陋寡闻了！

(相关资料图)

可与《孙子兵法》一较高下的，还有一部名为《六韬》。

它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姜太公。

这本上古智慧巅峰之作，只留下半部残卷，却道出了战争必胜的终极法则，放到现代依旧有效。

但诡异的是，这部书最终只留下了半部，成了残卷。

为何会这样？难道是因为道破了天机吗？书中到底写了什么？

军事天才姜子牙

在历史上，姜太公几乎是属于一战成名的角色。

在决定商周命运的牧野之战中，姜太公表现出了强大的军事天赋和指挥技能。

姜太公早年家境贫寒，以至于在乱世之中只能勉强填饱肚子。

生活的困窘、纷乱的战争并没有催使他放弃为国为民的理想，反而在贫苦的生活条件之下愈发坚持等待明君的到来。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坚持竟然催发出了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姜太公钓鱼”的故事。

商朝末年，年过半百的姜子牙以没有鱼饵的鱼钩成功赢得了西伯侯姬昌的赏识，官至太师。

在当时，“太师”这一官职相当于是王侯身边最重要且最有威望的谋士。

显然，这一职位体现了姬昌对姜子牙的无比信任。同样地，姜子牙也不愿意辜负姬昌的赏识，他尽心尽力地辅助姬昌，创下了周代霸业。

随后，姜子牙更是接受了姬昌的临终托付，成为了武王的“尚父”，负责管理大大小小的军事事务。

历史已经证明，周朝之所以能最终赢下天下，与姜子牙这一活生生的军事智囊有很大的关系。

姜子牙管理军事，并不讲究所谓的“军事化管理”模式，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更多地关注将士们的精神状态，并在这一基础上，极力地将将士精神状态与国家荣辱相联系起来。

公元前1027年，商周两朝之间的牧野之战爆发。

当时的商朝拥有着以奴隶、战俘为主的十七万军队，而周朝却仅有五万人不到。

军队力量的悬殊并没有决定这场战争的结局。

临开战时，姜子牙亲自动员了一场誓师大会，用满腔热血的言论将这场战争的胜败与每一个周朝士兵紧密地结合起来，鼓舞着士兵们向前冲锋。

反观纣王这边，本就是临时拼凑的军队，民心不大稳定，还因为纣王的昏庸和无能，将士们显得愈发懒散。

开战之时，姜太公更是身先士卒，一面向商军挑战，一面反复重申不杀投降的人，以此瓦解敌军。

不得不说，姜太公的策反工作相当有效。

根据《荀子》的记载，当时听到姜太公策反言论的纣王士兵们，纷纷临时倒戈，直接帮助周军作战。

在一边倒的形势之下，牧野之战的结果可想而知。

公元前1046年，在姜太公的辅佐下，周武王赢得天下，商朝就此消亡。

作为最为著名的军事功臣，姜太公在兴周灭商的过程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因此，周朝建立之后，武王便要求朝廷将姜太公关于军事的言论记录下来，并用金版铸着。

这就是传说中完整地保留了姜太公兵法原貌的《金版六韬》，也是如今流传的《六韬》版本的最早来源。

只不过，由于姜太公所处的时代久远，这些资料并不为后人所见，而是散见于史书记载中，以至于让人不得不怀疑姜太公是否写过这类著述。

幸运的是，1972年，考古学家们在临沂的汉武帝墓葬中首次挖出了《六韬》残简。

虽是残简，但其中却蕴含了军事活动最为精深、奥妙的地方。

政治与战争的结合

如果说，《孙子兵法》等兵书是为了教人如何打赢战争，那么《六韬》教的却是如何看待战争。

《六韬》开篇即提到姜太公与周文王的偶遇。

在这偶遇之中，姜太公向周文王说到了“公天下”的问题。

什么叫做“公天下”呢？

姜太公指出，天下绝非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的天下。与天下的利益一致的人，才能赢得天下。而想着将天下利益挪为己用的人，就会失去天下。

一言以蔽之，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绝非某个人的天下。

这一想法，放在现代社会可谓是司空见惯。

但在先秦时代，尤其是在兵书之中，这一思想绝不常见。

要知道，商朝可是典型的奴隶制王朝，奴隶算不上人，更谈不上权利。至于一方奴隶主，则是拥有一方百姓生杀大权的存在。

这也说明，人与人之间是相当不平等的。

试想一下，人与人之间都如此不平等了，又有谁会提出，或者说是愿意提出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呢？

周朝建国之初，虽然想改善这一奴隶环境，但宗法制度严格束缚了人的个体权益，因而也谈不上有什么民本思想。

姜太公却直言，民心才是天下之所归。

而这一点在他的理论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早在周朝未立朝时，姜太公就曾让一个小孩子从小就只吃红色的食物，使得他的皮肤、排泄物都变成红色。

等这个小孩子长大后，姜太公就教他跑到殷人的地界说话，只说“殷亡”这一句话。

殷人起初不信这种话，但不管怎么问，都只能得到“殷亡”的回答。

久而久之，殷人都以为这小孩是天神降临，商朝即将灭亡，因此人心大乱。

这也就乱了商朝的根基。

足以可见，姜太公非常重视民心的走向。

沿着这个思想路向，姜太公进一步说明君王该如何收拢民心，其中最重要的法子就是少打仗，甚至不打仗。

这可就相当有趣了，一部兵书不鼓励人们打仗也就算了，甚至还反对人们打仗。

可问题在于，在古代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后，不以打仗的形式解决问题又该以什么方式呢？

在《六韬·文伐》一篇中，姜太公列举了十二条不战而取胜的计策。

如以阴谋诱敌，使用重金或是其他东西收买敌国近臣，让他们变节，从而麻痹敌国领导层，让其由内而外地产生动乱。

周文王被纣王拘留的时候，姜太公就让散宜生等人带着美女、奇异的宝物为纣王献上。

当然，在献宝之前，姜太公先是打通了熟悉殷王室情况的官员费仲，利用金钱让他去做看守周文王官吏的工作。

果不其然，纣王猎奇的欲望得到满足后，就爽快地赦免了文王。

《六韬·三疑》一文中也提到：“凡谋之道，周密为宝。”

要对敌人实行一种分化瓦解的手段，财宝不行就美人，美人不行就利用耐心消磨对方的意志。

总而言之，姜子牙认为进攻敌国之前完全可以先利用谋略，瓦解敌人这一整体阵营，让他们内部出现分裂，再进行下一步的进攻打算。

而进攻本身，也绝不是像直接发兵那么简单。

姜子牙提出，必须在确认敌国君主的视听已经被堵塞的前提下，再一举攻打他们最核心的地方，才能在不伤及无辜的前提下赢下战争。

公元前1050年，当时纣王的残暴已经引起了国内诸侯国的强烈不满，朝廷上的贤臣更是死的死，逃的逃。

在这一境况下，姜太公认为伐商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强烈建议武王发起战争，这正是牧野之战。

由此可见，姜子牙兵战的策略，主打的就是以谋略取胜，却不是一味地武力比拼。

在《六韬·兵道》一文中，姜子牙甚至直接点明战争是“凶兵”这一观念。

所谓“凶兵”，实际上指的是不到万不得已，否则便不会使用的手段。

显然，在这一点上，《六韬》与主攻战争的《孙子兵法》有着很大不同。

二者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两部兵书存在高下的价值判断，而是源于二者所秉持的战争观有所区别。

《六韬》价值

与《孙子兵法》不同，《六韬》所展现的思想是慎战。在姜子牙看来，战争只是维持国家生存的重要工具，用兵并不是为了军事争霸。

而《孙子兵法》则更强调的是，如何在连年不休的战争中，赢得霸主的地位。

换言之，两部兵书的出发点并不一样。

表面上来看《六韬》讲究君主不战而胜，似乎很不合实际。

试想一下，如果仅凭谋略就能不战而胜的话，那哪个国家又愿意去牺牲士兵打仗呢？

放眼整个国家，好像也没有了发展军事力量的必要。

事实上，姜子牙强调的恰恰相反。

君主之所以能够不战而胜，既是在实际战斗过程中，谋略恰到好处地运用的结果，更是国家雄厚实力的展现。

换言之，实力弱小的国家或许能利用计谋，赢下部分战争的胜利；但更多时候，只有拥有强劲实力的国家才能做到不战而胜。

道理很简单，在绝对碾压性的军事实力面前，任何的谋略都无法撼动最终的结局。

因此，姜子牙强调利用谋略不战而胜的思想，实际上是在要求国家应当做好积极的备战工作，以应付不得已而到来的战争。

在《六韬·上贤》中，姜子牙提出了备战的必要条件：只有做到国富民强，才有足够的实力去支撑战争，并在战争中获取胜利。

那么，发展军事实力也是必要的，否则一个国家便无法面对到来的战争。

在这里可以看出，战争问题已经被姜子牙巧妙地转移，成为了政治问题，即从一个国家如何赢得战争变成了一个国家如何变得国富民强。

顺着这个问题，姜子牙提出君主应当选贤与能，同时堤防“六贼”与“七害”。

所谓“六贼”分别指的是，有伤害君主德行的人，有伤害王室风化的人，妨碍君主权力和威严的人等。

“六贼”侧重于对王权的维护，而“七害”则强调对社会的危害，如徒有虚名的人、擅长欺诈的人等。

这两类人，不利于国家统治和民众管理，一旦发现就该对他们进行严格管理，禁止他们的行为，不让其干扰国政，从而保持清廉的国风。

不难看出，与一般的兵书只谈战争相比较，《六韬》完全是从政治角度谈论战争，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有了超前的色彩。

在现代社会，战争已经成为各个国家所竭力避免解决冲突的方式，但这并不妨碍国家提升整体的实力，包括军事实力，以迎接未来可能到来的战争。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强大的国力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力，足以让国家达成不战而胜的目的。

当今世界，这种秀肌肉式的无声战争，几乎就是《六韬》中所说的这种博弈方式。

所以说，在你享受和平安宁时，无声的战争早已开始，国防实力的较量，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无声的战争，一旦落后于人，便会失去谈判的筹码，从而丧失话语权。

所以，我国在实现强军梦的过程中，无异于打一场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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